怀疑和颠覆思维成新迷信崇拜,文学道德训导和教诲为新变革性力量

作者: 特里•伊格尔顿 【 转载 】 来源: 上河卓远 201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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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事件》[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不但喊停文学的边缘化,还力图让文学回到那个重视文学和虚构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高理论”时代。因此本书花费大量笔墨和力气逆潮流而行,试图从概念上界定文学,总结出文学的五个特质: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和规范性。本书另一个逆潮流而行的举动是讨论文学的道德价值,他认为,如今怀疑和颠覆的思维模式已成为新的迷信崇拜,文学宣扬的道德训导和教诲就可能成为新的变革性力量。虽年逾古稀,反骨的本色丝毫不减,读来乐趣横生。


    真理并非一套理论或者命题,而是一种行为类型


    没有任何地方像精神分析诊室那样重视言说行为概念。对这门关于人类牢骚的科学——精神分析理论的别名——来说,话语既是意义也是力量,就像无意识既可以被看作语义场,也可以看作各种力量对抗的角斗场。精神分析认为,我们需要询问的不仅是人们说了什么,还要询问他们没说什么。对特定事情缄默不语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些格外喋喋不休。如同文学批评家根据作品表述的方式来处理表述的内容,由此在阅读诗歌和辩别路标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分析师将被分析者(analysand)的话语视为一种表演行为,而不是一组命题判断。病人在表述时的实际所为——压抑、抗拒、置换、合理化、否认、拒绝、投射、转移、升华、理想化、挑衅、退行、抚慰、诱惑等等——才是理解双方互动交通的关键。


    正是通过所有这些计谋和手段,分析师试图倾听无名欲望的窃窃私语;欲望能够产生偏移真实意义的效应,可以打乱叙事的连贯性,把合并异质的能指,也可以为了不正当的目的劫持话语权,本着某种轻蔑经验事实的骑士精神。在这种分析场景中,真理是一个关乎表演的问题,就如同它在小说当中那样。它并非一套理论或者命题,而是一种行为类型。它集中体现在移情剧里,在其中被分析者围绕分析师的意指形象重组自己的心理现实。以肯尼斯•柏克的话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遭遇更“戏剧化”,同时更不具有“理论性”了,经验或者观念材料惟有在一个本身既非纯经验亦非纯理论的情景中被赋予某个角色时才有价值,正如它们在抒情诗里那样。在此情境中有价值的解释是能够揭示出有关主体的真相,并以此证明它是能够改变生命的解释。同样,这也适用于诗歌与小说。正如菲利普•瑞夫指出的那样,“作为真相战争中的战略家,弗洛伊德习惯于坚称理论与治疗是一回事。”


    在这幕移情剧当中,解释是一种策略力量,根据被接受的程度进行改动和完善,或者放弃。这就类似于说,一个编剧每天早晨起来都要根据昨晚观众的回应来修改剧本。判断解释的依据是病人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理解自身经验的意义,换言之就是允许病人提出一个内在连贯的自我叙事。应当策略性地对待病人的话语,作为游戏里的一系列招数,搅动权力和欲望的活的修辞。和虚构一样,看上去是述事,但其真面目是一种述行行为。从这层意义上说,在精神分析的情景内理论不停地转化成为实践,而实践又时刻处于修正理论的过程当中,听起来更像是个政治厮杀场而不像是学术研讨班。


    可以想象精神分析师会很乐意听到病人在乘坐巴士参加每周三次的会诊之前杀害了她所有五个孩子。然而,用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指涉了无意识的什么方面,以及这如何关连到移情过程。关键在于该行为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虚构世界是双方作为共同作者辛勤合作的产物——在亲密、与世隔绝、完全不带个人色彩的对话当中,这种行为如何实现了共鸣,或者是如何失败的。同样,批评家可能对诗人在坦布里奇韦尔斯的大街上裸奔并自称为圣女贞德的逸事感兴趣,但这一真相并不会改变对其诗歌的解读。在精神分析的场景当中,一个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并不像在犯罪场景中那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分析的场景是怎样就怎样;但上面说的犯罪却是难以名状的、匿名的,它不受时间限制、没有确切地点、没有确定的行动者,被尘封遗忘,永远不可能化约为真实事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需要为此事负责。如此说来,它和神学家所说的原罪有很多共同点。(上河卓远 文/特里•伊格尔顿)


    精神分析师的诊疗室在很多意义上虚构的范本。一方面,谈话的内容只有通过身兼形式与力量的符号才能加以理解。另一方面,真实并不关乎某个直接的指涉物,重要的是相关陈述在一个更广泛的、人工的语境(也就是分析场景)中发挥的功能,该语境有其内在独有的动力机制。正是这整个语境,而不是从中抽取出来的任何单一命题和真实有关,也就是说病人欲望的实在界。


    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与情感进入精神分析的情境就和它们进入一首诗或者一部小说一样。不过,与文学文本相似,日常生活世界在进入这幕心理剧时被“去实用化”了,人物角色与事件从它们常见的功能中抽离出来,统一提升到另一个领域中,在此象征空间内领受无意识的变容之光。为了进入精神分析的舞台,人物角色和事件必须依照无意识的内部逻辑改头换面,有时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为了实现该舞台的自给自足计划,它们是必要的原材料,正如文学虚构为了顺应其强大的内在需求推进发展必须抓住战争、板球比赛、私通这些材料一样,精神分析的情境刻意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精神分析师绝不会梦想到患者家中探访、聊天,或者在谈话结束后患者仿佛刚献完血那样为他奉上茶和点心。如果一个人永远在你的视野之外沉默不语,并且在病人掏心掏肺时用一句短促的指令打断他们——“时间到!”,对着这样一个人说话显然不属于日常经验范围。和艺术类似,精神分析的场景同样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仪式。两者都凭借程序与日常生活隔绝。然而正是小说与现实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带来的目无法纪的自由使它可以揭露超出经验之外的真实,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套用在谈话疗法上,有点类似于诗歌、戏剧与真实世界之间迂回曲折的关系。


除此之外,正如文学作品在展开一个特定主题或寓言时总是指向一个广阔的意义背景,分析场景中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双重性的。如果把它比作两人之间的对话,那么为该对话提供背景信息的是一个涉及创伤、欲望、压抑等等范围更广、匿名性更强的叙事,而这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工作致力于讲述的内容。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一样,病人说的话虽是特定且不可还原的,但依然回荡着某些“典型”的、不带个人色彩的、超越个体的主题。当弗洛伊德被告知,他最强劲的对手荣格发现了被称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他冷嘲热讽地说,无意识本来就是集体的。


    精神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将身体视为文本。举例来说,在神经症当中,身体本身成了一种脚本,可以通过一系列症状或者能指进行追踪,这些症状或者能指就像某些晦涩的现代主义作品一样,必须通过解密才能将其半遮半掩的意义揭示出来。批评把这种行动颠倒过来,它将文本视为一种物质性的身体。正如我们所知,对现象学思想来说,意义和物质性不可能严丝合缝地嵌合,对精神分析来说也一样。身体一半位于意义领域之内,一半在它之外。身体并不是世界当中一个无理性的客体,但它也不能被简化为某种表征。保罗• 利科写道:“身体的存在模式既非内在于我的表象,也不是外在于我的事物,而是所有可想象的无意识的本体论模型。”66 在弗洛伊德看来,内驱力位于灵魂与肉体的交界处。它代表某种为思想而存在的身体,因此处在肉体和符号的交会点上。它不是本然的具有力量,因为它来自于我们肉身性存在的至深处。但是我们只能通过语义学的途径理解它,正如话语的力量只有通过它的意义才能理解一样。


    对弗洛伊德而言,无意识既是能指的空间,又是关于力量的经济学(economy),也就是说,它既是语义的,又是肉体的。正如保罗•利科所言,“我们一刻不停地置身于情色和语义的接缝处”。但是这一对宛如双生子般的领域并不能一丝不差地对应;尽管欲望不停地攫取这个那个意义,还要生产出那些我们称为梦的、饱蘸了符号的文本,但是欲望本身并没有意义。对弗洛伊德来说,欲望并非阿奎那意义上的目的论问题,阿奎那在人类身上发现了一种对上帝微弱兆象的渴望,只有在祂之中欲望才能平息。对精神分析来说,只有死亡才能让欲望平息——欲望核心的空洞隐隐兆示着死亡。


    于是,身体被书写,可凭能指求索。但它永远不会真正地与语言相处无间,语言和身体之间无休止斗争的战场正是欲望不可抑止、喷涌而出的井眼。所有人类躯体都必须被嵌入到某一个意义的象征秩序中去,但这又意味着我们在余生之中都会受到这个创伤性事件的负面影响。对弗洛伊德本人来说,这牵涉到一个象征性的阉割问题,好比我们为了进入人类世界必须交出一磅肉的罚金。语言掏空我们的存在再填入欲望,把我们抛入无常世界,打碎想象中的一致性,尽管我们依然不会停止渴求。实在界——欲望、复仇法则和死亡驱力纠结在一起,组成怪物般的、异质的自我内核——远远超出了桃子的味道这类能指的范畴。


    可以打趣地说,病人走出精神分析诊察室时和他们走进来时一样饱受折磨。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从进门到出门这段时间中发生的是一项转变的作业,真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被移情剧根据潜在的解决方案加以改写。在此意义上,分析师试图解决的并不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是它的虚构版本,在意象、叙事、象征主义和修辞之间进行转换。病人最终卸下的包袱是经过改写的问题,因此精神分析诊室的沙发的确有别于医院的病床。在精神分析咨询室里,病人日常生活的材料经历了重组和再诠释。这意味着精神分析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制造出了自己要处理的原材料。它贡献了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咨询室得到解决的问题绝大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炮制出来的。这种观点显然和詹姆逊关于文学文本的理论不谋而合。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 克劳斯挖苦说,精神分析提出的都是它早已了然答案的问题。但如果作家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他一定会非常沮丧。


    有关潜文本的思想对精神分析理论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在一篇题为“无意识”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指出,只有通过意识经验我们才可能了解自我的潜层区域;这意味着必须暴露在日光之下,进行转译和变形。在现实当中,自我不过是无意识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由它负责一项不受欢迎的任务,即应对“外部”世界。然而精神分析的解释域中,这个等级系统被颠倒过来,意识反而成为接近深层力量的途径。当然,它不是抵达无意识的王道。弗洛伊德坚称,梦才是王道。不过,只有在清醒状态下梦才能得到解释。我们知道,梦是弗洛伊德称之为再度加工的产物,做梦的人一旦醒过来,他会通过再度加工将所做之梦合理化,转化为一个比原来更自洽的文本。事实上,无意识从来都是由清醒意识精心制作而成的潜文本。如同以潜文本形式进入文学作品当中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它的原初形态。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它经过策略性自我形塑之后的形式。


    如果说精神分析情境重新构建了它所要回应的问题,那么在神经官能症当中也能发现类似的问答式结构。这是因为,神经官能症是一种具有双重结构的象征行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神经官能症既标示出一个问题,也代表对这个问题策略性的解决尝试。在神经官能症症状当中可以同时发现这两个特征,在表达欲望的同时压抑欲望。其症状象征某种僵局或者困境,不可抑制的无意识力量遭遇严厉超我不可动摇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是一种内在的难题—回应式情境。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在欲望和禁令之间提供一种可行的折中,对其指称的特定状态作出建设性的回应。按照詹姆逊的模型,无意识愿望可比作潜文本,只有当我们试图用策略式行为掌控它的时候,我们注意力才会转向它。


    对弗洛伊德来说,神经官能症就是某人不断地尝试将某个难题象征性地召唤出来,以便加以掌控。如同创作小说,这种掌控只能采取某种想象的形式。这个问题一旦在真实生活当中得到解决,神经官能症就会消失。真实生活中的冲突一旦消失得无影无踪,就不需要通过置换或象征手段求得解决。根据类似的理由,一些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旦成功地解决了历史矛盾,作为想象性解决方案的意识形态也就无须存在了。同样,我们还能预测,随着所有人类矛盾的消失,文学也会枯萎凋零。正因为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文学才得以继续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将不得以而为之粉饰成理所当然。(文/[英]特里•伊格尔顿 阴志科/译 陈晓菲/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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