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说》：中国人的道德从何而来
书房即故乡/我想有一间书房/不负光阴，静享慢乐/
“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只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书房书话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人，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持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可事实上，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它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此外还有环境，如果整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激发出来。从当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宝马车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的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一塌糊涂。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个受谴责的肯定是孩子的父母，其次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才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妹妹的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勃然大怒，对她说：“姐姐你这么做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老人摔倒被好心人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20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因为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对比20年前和现在，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变得讲礼节了，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有“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了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扶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扛不住。在这之前，他们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自己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只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完善社会综合配套设施。（《白说》 文/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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